将对行业产生深刻的影响

　　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中国到2020年的改革发展指明了战略方向，经济社会发展将会发生重大变化。其中，对建筑市场的影响将是深刻的、广泛的。我们必须认清形势，做好准备，提前调整战略和战术，以应对这些变化。

　　总揽三中全会的公报，我认为这次全面推进改革的决议，对建筑市场的影响总体是正面的，是机会与挑战并存，而机会大于挑战。但是，如果不能全面分析，提高风险和忧患意识，这一轮的改革或许会成为某些企业失败的起点。因此，笔者试着从对建筑业市场的角度分析解读全会公报，为建筑业从业者大家提供一些建设性意见。

　　对建筑市场的整体影响

　　总趋势。总体上讲，建筑市场总量仍然会逐年递增，但增长趋势会放缓。甚至在近几年的某个阶段，增长会降低到个位数(从2002年以后统计数据可以看出，全国建筑业增长率一般在20%以上)。原因：投资的主体将发生变化，政府投资总体减少，包括国有企事业单位投资会在一个时期降低。国家将鼓励民营资本投资，但这部分投资完全替代政府投资，还需要一定的时间。另一方面，投资的惯性效应会使经济社会投资总规模变化缓慢显现。政府“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意味着国家不会再使用当年浦东开发时使用的强力行政手段，导致国家总体发展方向在短期内发生重大变化。投资对建筑业的影响是强关联的，而且反应会很快。

　　市场管理。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公告上有这样一段话：“强调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建设，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强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这可能会对建筑市场带来如下变化：

　　一是各地市场准入规则发生变化，进入门槛降低，竞争标准提高。竞争当中，地方或行业的歧视性门槛将会逐步取消，特别是地方奖项或行业业绩可能会受到外来企业以及行业外企业的诟病，不能成为竞争条件，而企业真实的管理能力和技术能力将会成为竞争力的核心组成部分。

　　二是大型企业与中小企业在同一平台竞争加剧，导致企业层次和市场层次分化会逐渐显现。

　　三是政府对企业及市场的管理趋向于自定规则、利用市场机制、加大服务而不是管控，信息会更加透明(如不良记录的公示，良好记录的公示，企业市场行为记录可能更加公开、及时)。这对我们在各地市场上的行为会产生影响。

　　四是行业协会的作用会发生变化。

　　五是境外企业准入会发生变化，作为建筑企业，客户群体组成将在一段时间后发生变化。

　　细分市场的变化。一是政府对楼堂馆所的投资会大幅度缩减，这意味着政府项目这个细分市场将快速萎缩。

　　二是基础设施的投资继续加大。我国的基础设施条件依然是很落后的，如高速公路密度、高铁密度、高速通讯设施、输变电设施、能源运输通道等等。这些基础设施中对建筑市场的贡献巨大，行业市场准入放开，将会给这些产业的非传统建筑企业带来重要机遇。

　　三是公益事业市场将会持续升温：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中由这样一段话：“国有资本投资运营要服务于国家战略目标，更多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重点提供公共服务、发展重要前瞻性战略性产业、保护生态环境、支持科技进步、保障国家安全……城镇化、必须健全体制机制，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其中，健全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为国民提供充足的公共产品将会是下阶段政府的重点工作之一。特别是，城乡一体化和城镇化建设，意味着大量的医院、学校、社区服务中心、文艺体育设施、市民活动场所、养老设施、城市交通服务设施等面临增加、升级改造的压力。公益事业市场将会成为下阶段的热点市场。

　　四是在经济结构调整中，服务业将会成为下阶段大力发展的行业。服务行业发展意味着：金融服务业将会有长足的发展，金融服务用房市场将会增加;服务性行业中，酒店、餐饮、娱乐用房将会增加;咨询服务行业会有较大增长，此类办公用房将会增加;社区服务设施增加;商业服务设施增加。

　　五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将推动科技进步、建设生态文明、实施环境保护作为到2020年的重点国家战略方向。这意味着：科技创新与进步将带来科研、学术研究设施市场增量放大;大型或高精尖厂房项目增多，科技现代化将对生产厂房的需求增多;与环保相关的科研、生产、设施大量增加，给建筑行业的市场开拓带来机会;节能环保的要求，以及大量科技进步产品的出现，使得建筑业的施工技术、管理技术、材料技术、工艺技术将会面临来自市场需求和内部成本利润的压力，我们必须给予前瞻性的关注。对于传统的大宗的材料或设备，其市场透明度高，价格竞争激烈，已经将企业的利润空间挤占殆尽，如果不引入高技术含量的材料，无论在满足客户功能要求方面，还是企业自身的成本——利润方面，都会导致企业在市场竞争中被动。

　　竞争模式发生变化。同样，节能、环保等现代的生产、生活和治理理念，以及政府对这方面的关注，将会改变市场竞争模式。这种改变来自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生产技术的变化：国家必然会在一定时期内强制推行绿色生产/施工标准，企业应提前应对;二是客户将对生产过程中的排放给予更高的关注，迫使企业对生产方式和采用的工艺、技术进行革新;三是行业管理方向将会根据国家战略发生改变，对绿色建筑、绿色施工、绿色产品、绿色管理等方面的评价、分级将会很快推广，并影响到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的竞争能力。

　　区域市场的变化。当前城镇化水平的东西部差距，以及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战略规划，今后东西部市场的变化可能是这样的：一是东部发达地区将会就城市功能布局进行调整，城市发展优化，形成市场带或大城市圈。这意味着商业或综合体建筑、医院、养老设施、城市交通枢纽等建筑市场规模会持续增长。政府投资将让渡给企业资本特别是民营资本。

　　二是西部城镇化建设加速。城市扩容，偏远、贫瘠、贫困地区人口会逐渐向升级的城镇或新建的城镇集中，城镇建设加速。建筑装饰市场将会进一步升温。政府投资将会结合民营资本投资，各占一定的重要地位。

　　三是新老发展地区间的交通联系将加强，高速铁路、机场建设仍将会在很长时期内保持规模。其中，西部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规模、增长速度均将高于东部。这部分投资的主体仍是政府，但民营资本将会得到鼓励，会大量进入。

　　四是上海自贸区作为实验性区域，将会引领未来中国的经济发展方向。自贸区成功与否，扩大规模和推广到国内其他区域，以及由此带来的辐射效应，渡江使我们面临的区域市场发生深刻变化，方向如何?依然是政府打头阵，民营资本逐渐成为主体。

　　五是政府投资与民营资本投资将会形成民进国退的总体局面。不同地区，这种变化程度不同，进度不同。企业应有针对性地对区域市场进行研究，选择不同策略进行应对。

　　企业经营策略或途径的变化

　　推进国家治理对建筑业的影响，来自于政府将改变执政方式，改变政府对行业、市场的管理方式方法;政府管理改为“治理”，国家与人民之关系从从属关系，到法人关系，再过渡到契约关系。它带来的变革性有三：其一“治理”服从了人民的主体优先性，这与近期的群众路线教育是一致的;其二，限制政府干预能力，而公共服务、监督职能更加突出;其三，治理是一个体系，多元化的治理结构将逐渐形成，司法体系、审计体系、社会组织体系、基层民主体系将得到扶持。可以预期，今后，企业经营面对的变化可能是这样的：

　　一是政府加强对官员的行为的监督，以及政府对市场干预权利的削减，将使公务员对市场机制的干预减少，政府官员对企业经营的影响会减弱;二是民营资本单独投资或与国营资本联合投资，将改变项目投资决策模式;三是司法体系、升级体系的健全和职能加强，对企业的经营方式和具体的战术组合将带来重大影响;四是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以及核心竞争力的基础—核心管理能力，是企业在竞争中处于不败之地的根本;

　　行业管理的变化趋势

　　一是对市场准入的限制可能改变，包括对资质的管理;二是以往部分政府对行业市场的管理职能可能交于行业协会;三是行业协会对企业的管理将从宏观向从宏观到微观发展，特别是信息服务和行业标准的制定等方面应当得到重大改变;四是企业间成立合作协会的门槛降低，行业内不同类型、层次的企业可能逐渐自发形成次级协会，自定标准、协调市场行为;五是行业从业人员可能在企业协会的框架内形成更多的自发的协作与管理组织，形成专门的专业从业人员协会，自定标准，自我管理，并逐渐形成由影响力的从业人员自制组织。

　　对企业管理的影响

　　十八届三中全会升级全面改革，对企业管理的影响是多方面的，笔者认为，这种影响的本质，是要求企业必须建立其系统的核心管理体系，增强核心竞争能力，并随着市场和国家战略的不断推进，核心管理能力不断发展、提升。中国的经济，主要是依靠国有企业的发展壮大带动，即便民营资本的代表—民营企业继续发展壮大，并进入国有资本领域，国有企业仍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占据经济主导地位。国家将会使用政策、市场、财政等多种手段，着力打造国有或国有资本控股企业的核心管理能力，使其在经济社会中扮演的角色地位得到稳固。并带动全社会经济效率的提升。

　　一是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即《决定》中反复提到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对于国有企业，国家将从资本管理入手企业的现代化治理，不再介入企业经营，实现完全的企业现代治理结构的建立。因此，国家作为投资人，对企业的管理将从关注经营业绩，到关注企业管理能力和核心竞争力的培育。对企业的要求是，企业内部管理的重点将转移到企业制度文化等管理建设方面。

　　二是民营资本进入国有企业领域，将会导致企业的治理结构发生本质的变化，从企业管理层的组建，到企业管理制度体系及战略目标的设计等，都会发生重大变化。国家对民营资本进入国有企业的放开，根本目的是提高国有企业的管理效率，提升国有资本的效能。

　　三是企业管理体系升级，要解决的主要不是公平问题，仍是效率问题，以效率解决公平问题。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中，对国家、社会政府治理的调整，重点突出的是对市场效率的关注，将很多政府行政手段弱化或取消，将资源配置问题交予市场。这意味着国家对国有企业的倾斜将在政策层面逐步削弱或取消，将企业完全放到市场竞争当中，形成更符合市场要求的企业，最终提升国有资本乃至全社会资本的效率。但是，如果部分国有资本的效率始终得不到提高，对政府和社会的回报长期低于预期，政府很可能会放弃。这就意味着部分国有企业和国有企业管理者将会失去生存的机会，退出市场。

　　四是建筑企业对生产要素的市场化的把握。经济运行的去政策化对建筑业企业，从表面上影响不大。因为建筑业企业很早就进入市场，处于完全竞争的市场环境当中。但是，就生产要素来讲，市场体系和政府治理体系完善，意味着要素的获得只能通过市场竞争，价格将更加市场化。企业对市场形势的预判以及对要素价格的了解与理解对企业竞争的影响将加大;我个人认为，建立生产要素的战略管理将势在必行。虽然招标无疑是一种有效的价格控制机制，并且具有一定的效率，但并不是唯一有效率的管理方式，在某种情况下，可能是低效或无效的行为。战略合作将在某种程度上成为高效的管理方式;或者说，竞争性方式与尊敬真心方式应结合，形成混合管理模式。

　　五是企业内部运行效率提高实在必行。一方面，企业管理体系自身决定的管理效率要提升。这方面的提升，是指企业的管理体系应当是高效的，管理链条要经济(不是越短越好)，管理制度流程等更符合市场的要求;一方面，企业管理体系的运行效率要提升。运行效率。这是指企业建立管理体系后，要随时控制体系的运行，评价运行的效率，并有系统化的措施保障运行效率处于可以接受，直至令管理层满意的程度。

　　对生产要素价格或企业生产成本的影响

　　一是三中全会中提出：“城镇化、必须健全体制机制，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意味着农民工的政治地位发生根本变化，同时，农民工在经济生活中的角色将发生很大变化，对我们的劳动力管理与成本管理将会带来很大变化。这种变化的趋势，应当是劳动力这一要素价格持续上升。单独二孩政策的出台，说明劳动力数量比例下降，已经使得政府不得不面对劳动力长期短缺的困境。虽然，农民工的政治地位变化带来的这些变化属于全行业，甚至全社会将要面对的问题，但我们早作准备将会在未来的市场竞争中占据先发地位。

　　二是农地承包经营权与宅基地流转。农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可能会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进城。而宅基地流转，意味着农民将会在种植养殖与进城务工后，增加资产收益项。这一变化可能引起两种后果，一是农民对收入的预期提高，二是对近城镇和经济较发达地区农民来说，进城务工的引力减少，意味着农民工的技术、意识层次会降低。其后果是企业教育培训与管理成本将会升高。

　　企业生产模式的变化趋势

　　一是三中全会决议提出科技进步、生态文明建设等重大国家战略方向，将会全面推动企业的技术进步与升级。未来在市场竞争中，企业管理、生产的科技含量将决定了企业在竞争中的地位和发展空间。

　　二是生产要素价格中，劳动力价格持续上涨，倒逼企业加强劳动生产率的管理，加快生产方式的升级，提高生产方式的技术含量，降低初级劳动力的投入量。

　　三是生态环保的需要，将迫使企业转向环保型生产方式，加大生产国产中的生态环保管理，提高环保产品的使用比例，更倾向于高生态环保含量的设计和施工技术的采用等。这些将会对企业的技术进度、技术研发产生巨大推动，一方面为企业开拓新的市场提供机会，一方面，将推动企业改变生产方式，提高科技含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