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于中国 融入世界

　　中国已成为世界经济大国，与之相适应的世界一流大型企业集团呼之欲出。全球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此时对于中国，必然选定中央企业担当此使命。然而令人担忧的是，从中国央企成长壮大的过程看，基本上是因局部垄断而大，因中国市场巨大而大，因权力的重组而大，因政策倾斜而大，处于大而不强，量大而质不高的状态。这种与现代企业成长机理不相符的成长过程，不仅不具有可持续性，而且将会成为中国央企进一步发展壮大的阻碍。

　　中央企业的由来

　　在我国，中央企业是国家功能的补充，众多关系国计民生、国家安全的行业，项目风险大、投资回报期长，民间资本薄弱，不便参与，只有靠大资本、高起点、大资源配置完成，重任理所当然地落在政府肩上，由国家作为出资人的中央企业应运而生。

　　中央企业的边界条件。当前，中央企业的改革发展具有很多边界条件限制，据范集湘先生的研究成果，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基本国情条件。中央企业在某种程度上是国家坚持党的领导这一基本“国纲”在经济生活中的体现，这可以说是中央企业最特殊的个性。政治上坚持党的领导、经济上以国有经济为主导，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实现形式可以多元化，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也是中央企业公司治理最核心的边界条件。二是中央企业必须在中国特色的国有资产管理体系和运行机制下运行。三是中央企业必须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四是公司治理先进文化艰难的本土化过程，客观上限制了中央企业公司治理的质量和效率。五是经理人市场缺位，造成了中央企业的人力资源供给严重不足。

　　中央企业的使命、责任、定位。作为共和国长子，中央企业是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的优质企业群体，是执行国家战略的重要载体，是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保证和中国经济参与国际竞争的先锋，是改革发展的稳定器和国民经济的中流砥柱，肩负着光荣的历史使命和神圣的历史责任。因此，中央企业要充分发挥主导作用、骨干作用、表率作用，中央企业的企业家要有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以对国家、社会、组织、同事、员工、个人及家庭高度负责的精神对待事业。这是中国特色的中央企业领导者必须坚守的准则，也是很多精神永远高于物质的有理想、有使命、有追求的中国企业家的抱负。

　　中央企业的先天不足。中央企业除了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外，也存在其先天不足：第一，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言“最多人拥有的东西，最少人关心”，很容易形成公权私有化，只关注自身或自身小群体利益，而忽视企业利益，造成的是真正的所有者缺位和搭便车现象。第二，大量潜水艇似的人存在，这些人经常处于不吃亏的临界点，有名有利的时候浮起来，有责任和风险的时候沉下去，更有甚者像啄木鸟似的依附和栖身于企业这颗大树，让企业为其提供水分、阳光、食物，稍不如意就会啄伤企业的筋骨。第三，受中国传统官本位影响，国有企业领导人的价值取向往往最终归依到官场，“人在曹营心在汉”，“人在商场，心在官场”，把做企业作为从政的路径和台阶，缺少将做企业视为安身立命之本的价值取向。中央企业领导人任期的客观实际造成了其永远是跑接力棒，任何人都只管自己这棒跑得最漂亮，都希望自己春天的花是最美的，大家都只是注重眼前的业绩，缺乏经营百年老店的长远战略和深谋远虑。

　　关于中央企业的思考

　　遵循企业发展规律。无论是中国企业还是外国企业，无论是公有制企业还是非公有制企业，都具有企业的一般属性和本质，如同白种人、黑种人、黄种人都具有人的共性一样。从根本属性看，企业本无国企、外企、民企之分。依据企业成长理论，在成熟的市场经济环境中，除了资源层中的关系资源和角色要素之外，企业在利用和优化组合资源、提高工作效率、追求内部治理结构的完善和产品质量的提高、吸取对企业有用的资本主义精神等方面是相同的。不论什么企业，都是在为他人创造价值的同时得到回报。因此，中国中央企业要向西方先进企业学习，学习其高效率的资源利用、先进的管理制度和融合了资本主义精神的经营理念。

　　“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市场经济的发展如同世间万物之存在，皆有其内在运行的规律。过去我们以革命和运动的方式搞经济建设，这是违背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的，唯有遵循客观规律的发展才能唤醒中国这头沉睡已久的东方雄狮。源于中国，走向世界的中国央企首先要遵守作为跨国大企业所必须遵守的一般的市场准则，按照世界通用的游戏规则规范自身行为，遵守各国法律法规，与世界融为一体。中国央企要像美国黑人一样彻底地融入主流社会，担当起企业领袖的角色，切忌像印第安人一样，虽处于主流社会但又不融入主流社会，只好成为被边缘化的另类。

　　共赢的产权组合。市场经济具有三个独立的要素：第一，参与市场经济的人都是具有道德的、独立人格的人;第二，交易主体的产权界定是清晰的;第三，市场经济中所有的交易都是自愿的。股权、产权的多元化、市场化、资本化是中央企业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正如张文魁先生指出“大力推进以大企业股权结构多元化和公司治理商业化为核心的国有企业改革，是十二五期间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从目前来看，世界大型企业集团治理的关键在于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世界五百强企业的股东和经营者都是分开的。因此，从治理结构上看，不同所有制企业殊途同归，核心在于企业家是否具有道德和独立的人格。最好的情况是，让市场忘掉或淡化背后的所有制。

　　中央企业的未来走向一定是多种组合方式的混合体。第一，从所有制结构看，可以是国有、民营、外资的组合;第二，从产业链上看，可以是处于产业链上、中、下游企业的组合;第三，从生态环境看，可以是同一产业内企业股权的合作，变竞争为合作与多赢;第四，随着中国改革的深入，中央企业可以发展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合作，也可以发展与金融、投资银行、咨询全方位联合的以资本为纽带的合作。

　　产业结构的趋势。黄淑和先生指出，“十二五期间央企业绩考核工作将围绕‘做强做优央企’，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这一目标，着力提升央企价值管理水平，提高资本使用效率;完成国家重点战略任务，增强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能力;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夯实发展基础;加大研发投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加强安全生产和节能减排，实现安全发展和绿色发展”。

　　围绕此目标，未来的中国央企必须以资本为纽带，以科技创新为核心，从实物资源层面控制和整合与国家战略、国家安全相关的矿山、油田等资源型大型企业，形成以资本和知识两种资源为主导的国家创新体系，通过资本和知识精英的结合建立起世界一流的研发体系，使其具有硅谷一样的功能。尤其是在后工业时代，一个企业所拥有的智力资本及其系统化的能力，要比它的物质资产对该企业的成败更具决定性。价值管理、资本管理、战略管理可以创新新的产业领域，中央企业关注的应该是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的发展，应该是新兴经济和人类新的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应该是将知识转化为技术，将技术转化为工艺，将工艺再转化为产品的全过程，做到不能引领也至少紧跟世界潮流。

　　企业家的核心作用。如若把企业比作细胞，企业家本人就像细胞核一样，从中起着核心作用。企业家本人是对企业成长有特殊地位和作用的异质型人力资本，在企业成长的幕后无不凝聚着企业家无可置疑的智慧和作用。一个企业只能在企业家的思维空间之内成长，一个企业的成长被其经营者所能达到的思维空间和全体员工的执行能力所限制。企业家的思维、知识和能力，构成企业成长的极限。而中外企业兴衰史也告诉人们一个亘古不变的道理：企业家是企业兴衰的决定性因素。

　　现代微观经济学存在四大难题，第一是在市场经济中存在着信息不对称。信息不对称的现象自有人类历史以来就一直存在。战场、商场上为了知己知彼，上演了诸多惊心动魄的谍战故事，是否拥有信息的优势往往是成败的关键。第二是合约的不完整性。经济的复杂性使我们不可能在一纸合约中对所有要素都界定清楚。合约的不完整为人为的操控留下了巨大空间。第三是经营权和所有权的分离。企业到达一定规模之后，经营权和所有权的分离是必然的，所以职业经理人对企业的忠诚和对所有者的负责取决于其忠诚度和道德品质。市场经济是看不见的手在操纵，也是看不见的心在运作。第四，企业到底如何成长。企业的成长和人一样，健康的人需要达到多项身体指标，但是达到这些指标的成长过程很少有人描述。企业成长过程就是在对企业要素的利用过程中慢慢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正是因为以上四大难题在企业运行中给操作者留下了巨大的人为空间，所以企业家和职业经理人团队在企业中的作用才显得非常重要。

　　实践证明，通过提高人的素质和境界弥补制度的缺陷，是增强企业软实力最有效的方法。中央企业要保持人才来源的多元化，可通过全球招聘、公开选拔、竞争上岗等方式保持人才队伍的科学、合理、朝气蓬勃。同时，要改变过去“懂一些政治的专家治企”的局面，着力培养职业经理人队伍，建立健全各相关规章制度，为其经营事业创造环境，为其发挥才华提供舞台。市场规律告诉我们，世界一流企业必须由一流的企业家团队来管理。因此，如何用开放的胸怀、合理的机制从更宽、更大的视野中遴选企业家，这是中央企业的管理者必须认真考虑的重要课题。未来的中国社会，必将是政治精英、经济精英、文化精英三足鼎立的社会。从目前来看，当代社会的精英阶层摒弃了中国古人倡导的动手动脑的行而论道的行为方式，转向了形而上的坐而论道。相比之下，我们更期待这样的社会愿景：政治精英“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心系黎民苍生;经济精英“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坚持自己独立的人格和信仰;文化精英坚守“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耐得住清苦和寂寞，坚持对科学真理的执着追求，以难得的冷静和谦卑捍卫知识分子的尊严。

　　坚定中央企业的角色要素。中国的问题由于其独特性，不能完全用西方经济学来解释，中国中央企业也不可能复制和重走西方企业之路，完全的自由经济、绝对的公有制和凯恩斯主义所倡导的绝对的国家干预都是不适合中国的。在自由经济和国家干预之间一定存在着一个理想的黄金分割点，正如邵宁先生所说，“研究中国的国有企业问题、观察中国国有企业的状态，是需要一种历史感的。这是一个改革的过程，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目前国有企业的状态并不是改革的终点，而是下一阶段改革的起点。我相信，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推进，中国国有企业还将出现许多新的变化。我们可以预见的是，国有企业在体制上会与市场经济进一步融合，竞争性的国有企业会进一步提高国际竞争力，公益性国有企业会更好地为社会和公众提供服务。同时，在发展过程中履行好自己的社会责任。”

　　企业自诞生之日起就是合约和道德的产物。和谐社会，经济的强大更是和文明的进步相辅相成。很多不正常的社会现象都在考验中国民众的生存底线和中国社会的道德伦理底线。中央企业要严格按照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最大限度激发社会活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的社会管理总要求，履行好党赋予中央企业的经济责任，积极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成功的企业既要经济实力超群，是树立自身形象和执行国家战略的楷模，也要是文明道德的楷模，具备让人心悦诚服的道德权威。唯有如此，企业才能真正在市场经济中长期立于不败之地并赢得全世界的尊重。

　　顺应中央企业重组和做优做强的趋势，中国央企应重塑自己的公众形象，同时，对中央企业的舆论报道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正面宣传，让中国的民众真正理解中央企业担当的角色要素。中国央企是中国经济的平衡器，抗震救灾的主力军，是中国企业组织金字塔的塔尖，各行各业产业链的龙头，是中国企业的王者之师，因此，中国央企除了要追求经济效益，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外，还必须承担好角色要素赋予的责任和使命，做市场经济有道德的参与者和推动社会文明与进步的重要力量。

　　在人类历史上，机遇决定人类实践成功的一半，而另一半取决于人们的行为。中国社会即将进入一个新的精英时代，社会自然选择地会产生政治、经济、文化精英，他们都是党和国家的栋梁之才。中国共产党从物质层面深入到了文化层面的改革和优化，追求灵魂层面信仰的曙光犹如晨曦般开始出现。我们深信，中国中央企业在与外界进行物质、能量交换和融入世界的过程中将不断地完善和强大，并将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